文／許峰源

戒嚴時期，一本書為什麼會被禁？除了書中寫了什麼，作者是誰有時候同樣重要。一本研究元曲俗語與方言的工具書，沒有宣傳共產主義，也不是政治理論著作，甚至已經在台灣出版十多年，卻可能因為作者的政治身分被重新確認，而從公開流通的書籍變成查禁出版品。這樣的情況，正是戒嚴時期台灣出版品管制值得注意的一面。

當時，政府以《戒嚴法》及《戒嚴令》為基礎，陸續頒佈、修訂《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》、《台灣省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》、《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》及《出版法》等相關法令，逐步建立出版品查禁制度。

那時遭到查禁的出版品種類繁多，其中，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書籍是尤其重要的一類。凡涉及馬列主義、唯物史觀、中共領導人的著作或言論、中國大陸相關事物，乃至使用中共特殊政治用語的出版品，都可能成為查禁對象。在這套制度之下，審查的目光並不限於書籍內容，作者本人的政治身分，也可能影響作品能否在台灣出版、販售與流通。

茅盾的作品就是其中一例。一九八三年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查禁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《速寫與隨筆》。這本書早在一九三五年即已出版，收錄作者的散文與雜感，包括個人生活見聞及對當時社會的觀察。

「茅盾」是沈德鴻的筆名，為中國大陸著名作家與文學批評家，曾擔任中共政協副主席及中國作家協會主席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依據《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》第二條，有關「匪酋、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物，一律查禁」的規定，將《速寫與隨筆》列為禁書，並要求相關機關進行檢查，發現該書即依規定通報處理。

茅盾遭查禁的作品還有他的長篇小說《虹》，創作於一九二九年，同樣由開明書店出版，內容以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成長為主軸，描寫她從五四時期追求個人自由的知識女性，逐漸走入社會運動，並投身五卅運動的歷程。到了一九八七年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仍以相關規定予以查禁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一年正是台灣解除戒嚴之年。《虹》在此時仍遭到查禁，也反映針對特定作者及其作品的出版管制，一直延續至戒嚴末期。

相較於茅盾的文學作品，《元劇俗語方言例釋》的遭遇更為特殊。這是一部專門考釋金元戲曲俗語與方言的工具書，早在一九五六年即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，在台灣流通多年。直到一九七○年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調查發現作者朱居易具有中共幹部身分，立即查禁並扣押出版品。

從出版到遭禁，中間相隔十餘年，書中的文字沒有改變，真正改變其命運的，是作者的政治身分受到官方注意。一部原本可以公開出版、販售的古典戲曲語言工具書，就此成為違禁出版品。

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范文瀾的《中國近代史》，則呈現另一種情況。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學者，後來成為中國大陸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，《中國近代史》曾在中國大陸多次重印出版。

在戒嚴時期的台灣，這部著作因作者的政治身分及思想背景，受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注意，被列入查禁範圍。為落實查禁，警備總司令部還透過教育行政體系，請教育部聯繫各級學校辦理清查，使出版品管制從警備機關一路延伸至校園與圖書館。

《速寫與隨筆》、《虹》、《元劇俗語方言例釋》與《中國近代史》，分別屬於散文、小說、語言研究與歷史著作，內容與性質各不相同，卻在戒嚴時期有了相似的命運。這些案例顯示，當時出版品管制的判斷標準，並不侷限於書中是否具有政治宣傳內容，作者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及其政治身分，也可能成為查禁的重要依據。

對讀者而言，這意味著一本書能否被閱讀，不完全取決於書寫了什麼；對書店、學校與圖書館而言，一旦作品被列入查禁範圍，就必須面對清查、通報與處置等一連串程序。總而言之，在那個戒嚴的年代，一本書的命運有時不只在書頁裡，也繫於封面上那個作者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