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春秋雜論】 近代中國的商人精神

文/尚智 |2020.03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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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尚智

關於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,中國大陸學界多討論「資本主義萌芽」的問題,而余英時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(台北聯經出版公司,一九八七),探討「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,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,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影響」,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。本文以該書為基礎,以山西票號「日昇昌」為例,討論近代中國的商人精神如何貫徹於實際經營之中。

清朝初年,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,工商業自古以來依賴自有資本的經營日漸困難,而票號的出現,提供了一個工商業互相融通的管道;票號的業務以存、放、匯款為主,收入來自匯費和存放款的利差。山西票號「日昇昌」的創辦人為大掌櫃雷履泰,其父為乾隆年間的秀才,雷履泰卻棄儒從商,到顏料鋪從學徒做起。由此可見,山西一地逐漸興起的「崇商重商」價值觀,反映出傳統四民觀開始動搖,士商界線已經模糊。

清道光三年(一八二三),「日昇昌」掛出招牌開始營業,由京晉之間的銀錢撥兌,短短十幾年間,在京師、張家口、天津、開封、西安、南京、蘇州、漢口、重慶、成都、廣州等二、三十個城市設立分號,顯示其經營範圍之廣。

當時中國缺乏現代化的金融、保險、通訊、交通等相關行業和技術,但在山西票號的經營體制上仍力求「在數字上管理」,諸如:市場砝碼的紊亂不統一,因而有「自置本平」,且各地銀兩成色不同,故編有銀色歌和平砝歌,以利記憶;匯票「認票不認人」的兌付制度,於是有預防冒領的防假密碼;遍布中國各大城市的分號在連絡不便的情況下,產生「相互報告業務制度」,即除向總號報告外,還需要向通匯的分號,而分號對總號逐月有月清、逐年有年總結。

在人事制度方面,余英時指出:明清商人一面利用傳統文化的資源,一面把舊的宗族關係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。迥然不同的是,山西票號的用人原則為迴避親族之人,以免產生家族的裙帶關係,而採用同鄉之人。此外,票號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,夥計可藉勞動力入股,享有與股東同等的分紅權利,為「頂身股制度」,甚至隨著票號的發展,身股股數超過銀股股數,使得盈餘有一半以上分配給頂身股的夥計們。對分號人事的管理和約束有:「經理責任制度」,明確規定經理有權處理號內一切事務,股東不得干涉,僅可靜候年終決算,即由經理掌握分號大權,亦負起全部責任;「班期制度」則規定分號員工皆有一定的任職年限,不得攜家帶眷、回籍探親,以求熟悉當地市場和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。

山西票號的經營體制,是近代中國商人的一種代表類型。因為票號掌管龐大金額的流通,加上分號散布全國各地,管理困難且易生弊端,如何「在數字上管理」為一大難題,因而逐漸出現種種細密的防弊制度,但在其制度之下,仍然透露出「誠信」為其商人精神的根本。換言之,假設失去誠信,一顆不良的小螺絲釘將會破壞整台大機器的運作,甚至全部損壞。

在交通、通訊不便的現實情況下,票號的實際經營亦能「在數字上管理」,詳盡掌握各分號人員和金錢的流動,力圖建立一套本身的運作制度。光緒年間,合盛元票號到日本開設神戶分號,顯示票號超越地域社會的界線,企圖不斷擴張,其經營範圍甚至遠達國外。身為近代中國的商人,山西票號在一定領域內願意接受新的變革,例如:開辦電匯、代募股銀,可是,票號改革的速度仍然趕不上時代前進的腳步,於是票號的外部限制逐漸暴露。

在傳統儒家文化之中,人處於社會的倫理規範是「朋友有信」,在商業上便是「誠信」的商人精神,其極致的展現是票號的「無限責任制」。在清末的對外戰爭和動亂中,各地的工商業大受損害,致使倒帳和擠兌的壓力大增,票號為了「誠信」、為了商業信用,負起債務的全部責任,不斷擠兌的結果是徹底破產。

在票號的經營危機中,值得觀察的是票號員工的態度,如「元豐玫」票號:天津分號有三人逃走,重慶分號全體逃走,濟南分號經理服毒自殺,以致全號倒閉。又如「日昇昌」票號:京號與總號經理們私逃後,原可維持營業的分號也相繼逃散。顯示在清末民初的亂局,票號為了誠信,欲負起「無限責任」,但是個人屬於票號的人際網路之中,公私領域不分,直接由經理個人承擔的結果,便是逃亡和自殺。

於是,「清亡票號亡」不只顯示票號本身的衰敗,也可表示源自傳統中國文化的近代商人精神,面臨新時代而無法突破的瓶頸,暴露其跟不上時代腳步的保守一面,然而突破之後,便是現代中國商業的開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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