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九里安西王

多年以後回頭看，那四次面談有一個共同點，沒有一次是因為我的成績好，甚至如果只看成績，我顯然不是具有競爭力的人。真正發生作用的，也許只是我願意走到對方的門前，鼓起勇氣敲門，然後誠懇地說：「我想試試看。」



人生像一趟漫長而充滿岔路的旅程，年輕時，總以為命運是由成績、能力與機會共同決定的，走過半生才發現，其實不然，有些改變人生方向，只是從敲開一扇門開始。

回首青春歲月，赴美留學之前，我曾經歷過四次重要的面談。那時的我，沒有亮眼的成績，也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，憑藉的只是自告奮勇的誠意，和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膽量。走進一間間陌生的辦公室，向一位位並不熟悉的師長，說出自己的想法。沒想到，這四次看似平凡的相遇，竟像人生路上的四個岔路口，在不知不覺間，走出了我後來的人生。

故事要從民國七十年代初說起，大三升大四的暑假，輔大生物系的同學大多會想辦法到中央研究院，或者各大醫學院的教授實驗室當工讀生實習，最後把實習成果整理成大四的畢業論文。那時沒有網路，也沒有現在這麼方便的公開招募資訊，想要實習，往往只能靠四處打聽，再靠自己爭取。

班上一位五專畢業後插班來的同學，曾在陽明醫學院的某個實驗室工作。他告訴我，聽說一位剛從美國回來沒多久的蔡文城教授可能有一些研究經費，也許可以去試試。

當下，一股莫名的勇氣從心中升起，一天沒課的下午，約了另一位同學一起到陽明醫學院，我們沒帶履歷表和介紹信，直接走到蔡教授的辦公室門前，舉手敲了門。門開了，蔡教授有些訝異地望著這兩位突然出現的學生，我們向他說明來意，沒想到他幾乎沒有猶豫，便笑著說：「可以啊！我還有兩三個名額，如果還有同學，也一起來吧。」

這分意料之外的慷慨，讓我們既驚又喜，也改變了我後來的一生。

回到學校後，將這個好消息分享給同學，那個暑假我們班上共有四個人，加上陽明醫技系的一位同學，完成忙碌又充實的一個暑假。

在蔡教授的指導下，除了全心投入實驗，還把整本英文微生物教課書狠狠地再K一遍，最後整理數據，並撰寫報告，暑假結束前，我完成了一篇正式研究報告，並在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年會中上台發表。如今回想，那篇論文也許還十分青澀，卻是我人生第一張真正的學術名片。

可是，在這段看似漂亮的成果，其實背後藏著一個讓我至今想起來都會捏一把冷汗的祕密。

英文一直是我的弱項，而系上許多課都使用英文教科書，尤其微生物學課的各種大小考卷上，除了自己的簽名外，找不到其它的中文字，所以我考得十分辛苦，兩學期的成績都只低空飛過。如果當初蔡教授先看了我的成績單，我很可能連實驗室的門都進不去，更不會有後來的故事了。

人生有時就是這麼奇妙，真正決定一個人的未來，不一定是一張成績單；有時候，是別人願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熱誠。

由於微生物學的實驗課十分繁重，助教人選相當重要。大學畢業前夕，我心裡很清楚，以自己的成績，沒有什麼優勢，但要試一試。我又一次鼓起勇氣，拿著那篇研究報告，直接敲開了微生物學楊美桂教授的辦公室，希望能擔任她的助教。

楊老師翻閱那份報告後，抬起頭對我說：「好，就是你了。」她也沒有回頭調閱我的成績單，就這樣，我留在系上擔任了兩年助教。那兩年，除了生物、食品營養、食品科學系微生物實驗課外，我還帶植物分類、遺傳學，以及家政系大一普通生物實驗課。因此學會站到講台上，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說給別人聽，這段經驗培養了我的表達能力，讓我後來敢站在美國大學的講台上，換成英文，侃侃而談。

那時候，我心裡開始有了到美國留學的夢想，偏偏英文仍是我的罩門。兩年中，考了幾次托福和GRE，成績始終不夠理想，留學夢仍遙不可及，於是我決定破釜沉舟，第二年暑假前，辭掉助教，展開一段苦行僧般的日子。

每天下午和晚上，我到南陽街的兩家英文補習班，回到家後開始背單字、做考題，一直到凌晨四、五點，才在ICRT的英語廣播中入夢，睡到下午兩、三點，如此日復一日，過了五個月的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。到了十月，努力有了收獲，托福與GRE都達到滿意的成績。

在申請美國研究所的同時，一位同學告訴我，南港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一位剛從美國返台的高閬仙博士，正在籌建自己的新實驗室，也在找研究助理。我再度鼓起勇氣，來到中研院，敲開了高博士的辦公室大門。沒想到，高博士毫無架子，整個面談過程十分輕鬆，我們像聊天一樣談著研究、未來與留學，並爽快地錄用我。在接下來的十個月，我第一次真正體驗到國際級的研究題材，也讓我對科學研究有了更深的認識。

如果沒有這三段的經歷，或許在申請美國研究所的過程，不會那麼順利。

民國七十年代初，曾在一個名為「金色年華」的電視節目中，看過楊百翰大學合唱團的演出，整齊優美的和聲、青春洋溢的表演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裡，儘管當時不太知道這個學校的背景，仍毫不猶豫地將其列入申請名單中。

在寄出申請文件後沒多久，兩位摩門教傳教士登門拜訪，依待客之道，我問他們：「喝茶、咖啡，還是可樂？」他們都婉拒了，只各要一杯白開水，為我介紹了與楊百翰大學的關係，後來才知道不喝咖啡和茶是他們的宗教特色之一。不久後，隨著申請程序推進，我接到通知，到台北市金華街剛落成不久的聖殿，接受教長面談。

那一天，我們全程用英文交談，我竟然每句話都聽得懂，過程十分融洽。結束時，他起身與我握手，忽然改用流利的中文對我說：「你的英文很好，祝福你。」讓我欣喜若狂，沒想到我真的可以和老美以英語交談。雖然，最終並沒有到楊百翰大學就讀，但那一次的英文面談，總算建立了我對英文的自信。

多年以後回頭看，那四次面談有一個共同點，沒有一次是因為我的成績好，甚至如果只看成績，我顯然不是具有競爭力的人。真正發生作用的，也許只是我願意走到對方的門前，鼓起勇氣敲門，然後誠懇地說：「我想試試看。」而門的另一邊，恰好有人願意把門打開，用溫暖的手輕輕推我一把，成為我人生歲月裡的轉運推手。

原來，幸運從來不是只眷顧最優秀的人，但會留給勇敢敲門的人，而且幸運總在敲門後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