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白建宇

在那個時代，孩子非常聽話，父母要求做什麼就得去做。

1956年，我九歲半，才學了一年半的鋼琴，父親就安排我在釜山舉行了第一場演奏會。是在一所學校的禮堂內。

這場演奏會的下半場，父親要求我演奏葛利格（Edvard Grieg）A小調鋼琴協奏曲（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, Op. 16）的第一樂章。通常獨奏會中不會安排協奏曲，但父親特別找來了一位女鋼琴老師，在第二台鋼琴上彈奏管弦樂的部分為我伴奏。

這場演出也讓我第一次出現在音樂會海報上。

若非父親強迫，我絕不會做這樣的嘗試。而我不知道當時父親為什麼會要求我做這件事。

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，形成了我對彈鋼琴的恐懼，跟了我很長的時間。

在釜山初次亮相後，我在11歲那年去了首爾，在當時明洞的市公館（也就是市立音樂廳），又和正式的管弦樂團合作演出了這首葛利格協奏曲。

另外，我還沒到15歲之前，因為父親的喜愛，就已經開始演奏拉赫曼尼諾夫（Sergei Rachmaninoff）的《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》（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, Op. 43），以及穆索斯基（Modest Mussorgsky）的《展覽會之畫》（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）。我的演出也是這兩首音樂在韓國的首演。

臺灣之旅

我第一次去臺灣，是1990年。

那是受藤田梓（Anna Azusa Fujita）女士的邀請。

我彈了貝多芬第5號鋼琴協奏曲（Piano Concerto No. 5, Op. 73）以及一場獨奏會。我用史克里亞賓第4號和第9號鋼琴奏鳴曲包裹布拉姆斯《三首間奏曲》（Drei Intermezzi, Op. 117），並以李斯特《B. A. C. H. 主題之幻想與賦格》和《第1號梅菲斯特圓舞曲》做開場與結尾。

那是一趟非常短的行程。演出結束，我就離開了，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印象。真正與臺灣發生關係，是後來的事。

我一直認為，自己在臺灣真正的「開始」，是2006年，在臺灣演出布梭尼的C大調鋼琴協奏曲。這是首龐大又冷門的作品，沒想到簡文彬指揮與國家交響樂團非常爽快地答應我的提議。樂團上半場還排了理查．史特勞斯（Richard Strauss）的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（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, Op. 8），同樣是鮮少演出的創作，可以說非常有勇氣。

而我至今仍記得，當時的合作讓我感到一種誠實的投入——不是熟練，而是願意嘗試。演奏時我完全能感受到團員給我的支持，我們一起完成了這個艱鉅的任務。

從那之後，我一次次回到臺灣。在臺灣，我演奏了13首鋼琴協奏曲；獨奏會、室內樂，更是一場接一場。包括應呂紹嘉邀請，擔任國家交響樂團的駐團音樂家，並和樂團一起到韓國演出。我也應老友殷巴爾（Eliahu Inbal）邀請，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做亞洲巡迴演出。

我還在臺灣和指揮家尼爾森（John Nelson）一起演出布拉姆斯第2號鋼琴協奏曲。那時他妻子剛過世，由女兒陪伴來台。我和尹靜姬在後台與他們聊了很多，安慰這位多年老友。

在臺灣，我遇見了一些真正的朋友，包括音樂會承辦人、評論、作家，以及各行各業的愛樂者。當然，還有年復一年，持續見到的熟悉聽眾。慢慢地，我不再只是「來演出」，而是開始「來見人」。

那不是工作關係，而是見到面時一種「你來了」的自然。

曾在國家交響樂團工作，負責接待我的行政人員，離職之後一樣照顧我，開車帶我遊歷北臺灣。放眼全世界都很難再找到這樣真心溫暖的人。

2020年，在台中，又是真正的轉折。

那是我第三次挑戰貝多芬32首鋼琴奏鳴曲全集。那次的詳細經過，接下來會談。

我很高興在自己60歲到80歲這段時間，真正認識了臺灣。（本文摘自大塊文化出版《鍵與之外：音樂是心靈的純淨狀態》一書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