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江江明

這學期的中文閱讀課堂，我刻意選擇了關於死刑的討論議題，主要是因為自己剛讀完張娟芬的《殺戮的艱難》。好長一段時日，書中作者與死囚的對談在我腦海盤桓不去，一如窺看他人生命的遠景，鏡頭最終淡成一幅定格的畫面——靜默的身影，不期而至的暗夜，以及轟然槍響後，心跳化為無止盡的水平線。讀畢後不安的情緒，在我心底交織成一張惻然之網，直覺地認為，理當讓這分情緒的重量被更多人感知。

反覆思量，我將這分試煉拋給了這群修課的學生，試圖在理性與情感之間架起橋梁，卻總覺得橋墩不穩，風聲太大，學生的的反應亦如大霧之勢，無從預先得知。加之這學期我轉換新的通識課程班級，遇見一群像風的孩子，他們多數來自體育專項，身體敏捷如豹，心卻偶如逸出窗外的雲。課堂上的他們，平時情緒起伏如潮，時而洶湧，時而靜默，讓人難以捉摸。我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真正理解文本，或只是隨著情緒的風向漂流。開學以來，著實經歷了幾次深刻的挫折，好像多年來累積的教學功力都全然失效，開學初班上許多同學經常性遲到，課堂討論也意興闌珊，甚至繳作業也七零八落，加上偶爾失焦的散漫。

教學近年來，很少遇見這樣的情況，彷彿像在迷霧中行走，用盡力氣卻回到原點。每次課堂的沉默，都像無人的山谷，只剩下自己的回聲。直到期中考前，我與學生才慢慢建立了特殊的默契。但即使如此，團體討論時，他們仍習慣只推派固定代表發言，我明白這是他們的「搶分」策略，但我更渴望每個人都真正參與，讓語言成為他們表達自我、理解世界的工具。死刑的討論議題本質上不容易，因為不只牽涉法律的辯證，更是人性之鏡，我猶豫著倫理矛盾的兩面不討好，卻仍勉強給出了引導。那次課堂上我問：「你個人支持死刑嗎？是否同意作者所說的——正因殺戮是艱難的，我們與惡人之間才存在真正的差別？」

提問的當下，心中仍有陰影。想起上周我還與一位學生因課堂秩序幾乎起了衝突，不禁擔憂這嚴肅辯證議題會被輕率對待。執教十載，我堅持用討論課的方式處理人文知識，華人社會下的填鴨式教育，升學主義的慣性，往往泯滅學生自抒己見的可能性，但我偏不信，而且始終不信。這也是一招險棋，他們真的能懂這麼困難的議題？蜀道之難，難於登天，雖然偶爾也不免懷疑，這條路究竟是否能繼續走下去？

那一刻終於來臨，結局卻完全出乎意料。

課堂上他們忽然收起平時玩笑的姿態，轉以理性成熟的方式與我對談。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對。其中一位學生舉手說，他認為作者混淆了「死刑」與「殺戮」的概念：「對一個泯滅人性的犯罪者而言，死刑的目的在於保障他人的生命權益，這才是對基本人性的尊重，與暴力和殘忍無關。」我的耳畔迴盪著他鏗鏘的字句，如洪鐘之鳴。他繼續補充：「死刑並非以牙還牙，當一個人率先越過了法律與道德的底線，難道不是他先拋棄了群體？」

我驚訝得近乎失語。

教學多年，我曾在不同課堂中討論過同樣的議題，卻從未聽過學生表達類似的觀點如此清澈而堅定。我不禁自問：這真的是那些習於奔跑、練習肌肉與速度，如同風一般的孩子說出的定見嗎？

他們像在山谷中點燃火光的前行者，照亮了我原以為無法抵達的思辨之地。

我問，你們多數人都支持死刑？

絕大多數的手，默默舉起，宛如一片無聲之林。

一位平日愛笑鬧的學生突然嚴肅的發問：「老師，我們大多數都支持死刑，那你呢？」教室氣氛瞬間凝結。「我曾經支持死刑，但後來改變了。」我答。「為什麼？」追問聲急切而至。

那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個岔路口。我說起一位親近的人，因犯了錯而受到法律制裁，起初，我也無法原諒他，直到有次前往看守所看他，隔著冰冷的壓克力隔板對望，忽然被一個痛苦的事實擊中：我真的理解眼前的他嗎？或者我該問，我有關心過他嗎？這幾年，我連他飲食喜好都不知，更遑論他遭遇了什麼，如果那些深夜門鈴響起的時刻，我願意再往他的生命靠近一點，哪怕只是最簡單問候，如今我們何至困於牢籠裡相望？

那時的我，終於懂得，生而為人，沒有人願意走上罪人之路。罪，不應是一個人的孤絕山崖。

死刑的意義亦復如是，單純抹除一個犯錯的人，未必是生命唯一的答案。那些質疑的眼光、期待的綑綁、不被理解的錯待，都是使生命傾斜的負重，親手為我們戴上枷鎖的人，有時可能是我們最至親的人。

從那刻起，我就不再單純支持死刑。因為比起死刑與懲罰，我更想知道，越過道德底線的人們，究竟為了什麼？張娟芬說，仇恨只會餵養仇恨，我也開始這樣相信。

教室裡前所未有的安靜，一雙雙清亮的眼神，無言的靜默，故事交會的瞬間，我彷彿看見了自己未曾抵達之處，那不是終點，而是起點，那條雨後閃耀著翠光的山徑，始終都在。沿路繁花，悄然綻放。恰如旅人在山徑轉角相逢，柳暗花明。我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們才是師者，引我穿越幽暗，抵達坦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