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繪布萊克威爾
圖/林一平
文/林一平
演化論在十九世紀不只是生物學理論,也成為界定男女社會位置的知識工具。而布萊克威爾(Antoinette Brown Blackwell)是最早系統地反駁達爾文性別論述的人之一。值得追問的,不是達爾文「也受時代局限」,而是他的觀察方式如何讓特定的取樣選擇顯得像是自然的定論。布萊克威爾指出,當科學家只看見雄性更強壯華麗的物種,而忽略雌性有更強壯長壽的例子時,所謂「自然法則」其實只是觀察範圍內產物。
達爾文在他的《人類的由來(The Descent of Man)》中主張,性別選擇使男性演化出較強的智力與創造力;女性則因育兒而保留了較多情感能力。他認為男性較勇敢、較具發明力,把女性的直覺與模仿力視為「較低等種族」的特徵;甚至提到女性頭骨的大小介於兒童與成年男性之間。這些論述廣被當時的科學界接受,也常被用於反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與取得政治權利的理由。
布萊克威爾走的是另一條路。1869年,她把著作《一般科學研究(Studies in General Science)》寄給達爾文,達爾文回信致謝,開頭卻寫「親愛的先生」。署名「A. Blackwell」,達爾文沒想到作者可能是女性。這封信透露的是一種預設──科學著作的作者理所當然是男性。這分禮貌究竟是對所有人的,還是對他想像中的男性作者的,信裡無從分辨。
《人類的由來》於1871年出版後,布萊克威爾發現演化論被用來為性別不平等提供科學外衣,因此花了四年反駁,於1875年出版《自然界中的兩性(The Sexes Throughout Nature)》。她大量運用達爾文整理的資料,策略不是否認性別選擇,而是翻轉觀察的起點:達爾文從雄性是華麗的物種出發,她則舉出蜘蛛、猛禽等雌性更強壯的例子,因此主張達爾文的樣本偏了,而不是錯了。她同時主張兩性各有所長,彼此互補,但地位對等,差異不等於優劣。她也指出,若女性從小受到限制、缺乏教育,再由此推論男性天生較優越,把教育的剝奪誤認為天生的差異,這就是社會結構的結果,而非自然選擇的產物。
只是布萊克威爾的反駁仍在達爾文的框架內運作。她未質疑「自然」是否適合裁決社會安排,而是主張只要觀察夠全面,自然便會支持平等。她挑戰了證據的取捨,卻沒有挑戰「以自然裁決社會正當性」這個更根本的預設。這個預設之所以根本,是因為它讓「自然」同時扮演描述與規範的雙重角色:自然既被當成事實的陳述,又被當成應然的依據,於是只要證明某種安排「合乎自然」,它便似乎無須再被辯護。這個預設正是她與達爾文共享的時代思維,她在方法論上提出了有力的質疑,卻仍停留在同一套論證框架之內。
達爾文未見公開回應她,追隨者也多半維持原立場,但布萊克威爾這本書仍成為後世女性主義者重要的思想資源。
布萊克威爾的故事提醒後人,科學的客觀性不會自動達成。誰的觀察被納入樣本,誰的教育被剝奪後又被當成天生的差異,這些問題在十九世紀左右了演化論如何被用來為不平等背書,在今天也仍未完全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