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嚴陽

公元前一九八年，漢朝發生了一件大事。

兩年前，漢高祖劉邦從平城經過趙地，趙王張敖對劉邦十分謙恭，每天早晚都親自供給飯食，可劉邦的態度卻十分傲慢，動輒辱罵。張敖對這一切都忍了，可趙國國相貫高卻十分不平，私下建議張敖殺了劉邦，但為後者所拒。

這事沉寂兩年後，不幸被貫高的仇家知道並向高祖舉報，貫高因此被逮捕，最後在獄中自殺。張敖則因貫高竭力為其撇清，此事純屬他自作主張，與張敖無關，因此得以被赦免，但降為宣平侯。

這件發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憾事，司馬光不僅在《資治通鑒‧漢紀四》記載下來，而且還有相關的兩段議論。

一是節錄東漢史學家暨政論家荀悅所言：「貫高首為亂謀，殺主之賊；雖能證明其王，小亮不塞大逆，私行不贖公罪。《春秋》之義大居正，罪無赦可也。」另一則是司馬光自己的評論：「高祖驕以失臣，貫高狠以亡君。使貫高謀逆者，高祖之過也；使張敖亡國者，貫高之罪也。」

荀悅顯然把所有責任都歸結於貫高：是他帶頭謀逆作亂，所以，他是個試圖弒君的亂臣賊子；儘管他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，竭力證明主公趙王的清白，但是，這一「亮點」並無法掩蓋他的大逆不道，個人的品行贖不了法律上的罪過。按照《春秋》上的大義，遵循正道才是最為重要的，所以，他的罪過是不可赦免的。

不難看出，荀悅無疑是堅定地站在了漢高祖劉邦那一邊，認為貫高在這件事上必須負起全部責任，甚至對劉邦赦免貫高的做法還有所非議。

但在司馬光眼裡，這件事的責任並不完全在貫高身上；或者說，在他看來，劉邦自己也必須為此承擔一定的責任──因為他對於臣下，包括身為他女婿的趙王張敖太過傲慢驕橫，正是這樣的態度，讓他失去了臣下的忠誠，並讓貫高產生了弒君的衝動。

所以，促使貫高謀反的，恰恰是源自劉邦自身的過錯；而致使張敖失去封國，才是貫高的罪過。

顯而易見，在荀悅眼裡，貫高是這起「弒君未遂」事件的唯一責任人；可在司馬光看來，漢高祖劉邦才是第一責任人，貫高雖然有罪，卻未必是最主要的。

為什麼對於同一件事、同一個人，兩人的觀點會如此不同？

這應該與司馬光是站在前人肩上，所以能夠看得更清、更遠有關。或者，也與荀悅身處東漢，盡管與西漢拉開了一定的距離，可依然屬於劉氏天下，不能不維護劉姓皇帝的形象和聲譽有關；反之，北宋的司馬光就沒有這樣的心理負擔。

此外，編撰《資治通鑒》的目的，也決定了司馬光在看待歷史問題時，必須盡量保持客觀和理性。否則，如何能夠對本朝乃至後代皇帝起到「鏡鑒」作用？

有鑒於此，今天常說「屁股決定腦袋」的我們，是不是還該說一句，「高度決定眼界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