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論

一位六十歲退休教授，在台北捷運站電扶梯上看見前方婦人失去平衡，出於本能的伸手攙扶，未料仍未能阻止對方跌倒，自己反遭提告過失傷害，最後給付十一萬元和解。伸手助人卻換來數月官司、身心煎熬與金錢損失，這起事件令人擔心是否會扭轉社會道德與群眾心理；下一次當路見不平時，還會有人見義勇為嗎？

這個案件在於當事人雙方對於「攙扶」的行為有爭議，檢方認為教授有撞到婦人，但教授堅持只是好心助人。不過，法院開庭時，承審法官分享自己在公園跑步時，也曾遇到跌倒婦人，雖然一度擔心幫忙可能惹來麻煩，最後仍選擇上前攙扶，因為相信「行善的價值」。這番話讓退休教授感動，也重新確認助人的信念。法官願意傾聽當事人的委屈，以自身經驗勸和，並居中協調，讓雙方免於繼續纏訟，這分用心值得肯定。

約二十年前，中國大陸南京「彭宇案」也曾引發「扶人反被告」的爭議。彭宇主張自己只是扶起跌倒的老太太並協助送醫，對方卻指控是他將自己撞倒，向他求償。法院一審引述提告人聲稱「如果不是你撞的，你為什麼要扶？」，判決彭宇負擔部分賠償，引起輿論譁然。

此案對於雙方是否碰撞，另有後續不同說法，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，案件引發的「助人可能反而惹禍上身」印象，已長期籠罩整個社會；每逢有人倒地卻無人施救，便再度挑起民眾對「扶不扶」的疑慮。

這兩案的事實與法律責任不能一概而論，但可能導致的社會心理變化與互信流失，卻值得正視。當伸手助人可能換來挨告與賠償，社會大眾很容易就學到「少管閒事」。然而，今天選擇袖手的人，明天也可能成為需要援手的人；如果大眾因害怕遭到誣指或索賠，紛紛築起自保的高牆，勢將侵蝕社會互助互信的基礎。

退休教授事後說明，和解是自己的選擇，並非法官判決他必須賠償。但選擇和解，並不代表他自認承受的委屈就此消失。訴訟耗費的時間、金錢與精神，可能讓堅信自己沒有過錯的人，最後仍選擇付錢換取平靜。

司法維護行善的價值，不能只有勸人善良，更應讓民眾知道，善意如何獲得法律保障。《民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條已規定，為排除他人生命、身體或財產的急迫危險而提供協助，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外，不負賠償責任。不過，這是民事賠償責任的規定，不能直接等同於刑事免責，更無法免除救助者涉訟的負擔。即使最終被判定不必負責，但是奔波法庭與承受心理壓力的代價，也未必能夠彌補。因此，檢方與法院更應審慎調查證據，讓責任認定建立在具體事證之上。

主管機關也應落實對救助者的保障。公共場所與街道普遍設有監視器，事故發生後，警察及場所管理單位應及時保存相關影像，協助尋找目擊者、留下聯絡方式，以利還原事件的經過；對因緊急救助涉訟的民眾，則應提供容易取得的法律諮詢。證據愈完整，事實愈容易釐清，善意愈不容易被誤解，也愈能保障傷者與救助者雙方的權益。

司法與政府應讓善意得到公平對待，當民眾在危急時刻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幫助他人，而非自保，才是公民社會互信與善良的具體展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