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田心耘

明白了《尚書》以降的歷史背景，對於《論語》一再提到孔子的「主忠信」，大概會有更清晰的理解。

話說，齊景公有一次到魯國參訪，曾就施政請教孔子。孔子的答覆極其簡單扼要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儘管有點抽象，不過齊景公非常受用，當下讚歎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

齊景公說：閣下說得一點也沒錯！設若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做爹的沒爹樣，做兒子的沒兒子的體統，整個社會必然亂成一團，我還能安安穩穩坐在宮廷，做高高在上的君王嗎？

孔子對他國君主的答覆極其簡要，回到自家，當魯定公向孔子請益君臣關係時，他的答案則更為具體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君臣出於權責劃分，的確有尊卑之分；但兩者的對應有如主賓，彼此理應是平等的，唯有君上懂得以禮相待，才能換來臣下的效忠回應。

但話又說回來，如果孔夫子不曾肯定忠君，那麼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」又是哪來的？

這還真是天知道。

可這個強調單邊威權的名言，至少也有數百年的歷史。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的平等模式罕有人提起，反倒是「君君，臣臣」，一旦進到當權者的耳中就扭曲變形，變成君主可以為所欲為，臣下只能仰垂聖裁，俯首聽命。

昏君、暴君勾勒的理想，是把「臣臣」兩字放到極大，不但裱褙高掛在廟堂之上，最好烙在所有臣子的四肢，方便時時提撕。人臣不必有長治久安的理想，不必有出謀畫策的智慧，只須作仰體上意的順臣，說穿了跟奴才沒兩樣。

雙邊極度不對等的設定推到極致，便是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」的絕對權威。

儒家從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，走到罷黜百家的漢朝，倡議獨尊儒術的董仲舒，未必有意壯大君權，使其扶搖直上；然而歷代「看上」儒家的當權者，別有居心者恐怕不在少數。從《論語》拉扯幾句作為君權、父權的幌子，硬把「愚忠」的大黑鍋甩給孔老夫子，好讓「至聖先師」為無數昏君、暴君背書。

可真要把這責任全推給後人，恐怕也未必妥當。孔子還健在時，就曾因為子貢的提問大動肝火。

子貢何等大才，有一天卻突然丟出一個問題：臣下順服君上就是忠，本來天經地義，這有什麼好質疑的？

如果連子貢這麼優秀的學生都如此認定，其他弟子會如何理解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孔子因此氣到當場開罵：「鄙哉！」沒想到你的見識如此短淺，這麼蠢的話也說得出來！

孔子稍稍解氣之後，才繼續開導子貢：即使天縱英明，人終非聖賢，難免犯錯。聖王明君能認清這個限制，自然樂於有勇於批判的諍臣隨時指正。大國有諍臣七人，小國視其規模，有三、五人敢於諫諍，大抵就可保國政運作如常，不至於走上覆滅的道路。「臣從君命，奚談為貞？」如果臣下只知一味順從，置國家前途不顧，哪裡配得上忠呢？

「君子之事上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故上下能相親也。」國君有美好的政策，人臣領了命令認真推行固然是忠；萬一國君有錯，匡正國君的過舉，彌補國君的過錯，同樣也是盡忠。

這，才是孔子對「忠」的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