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朱玉昌（富瑜文教基金會執行長）

在強調個人表現的時代裡「合作」是否仍具有追求的價值？帶著法國電影特有的輕盈和含蓄，作品給出的和諧，不是差異消失，是差異被保留下來後，如何保有共同運作的能力。



如果說，多數關於音樂的電影，最終都是回到天才如何撼動世界，那麼《音樂家四重奏》（The Musicians）的導演格雷戈里．馬涅（Grégory Magne），顯然走了一條相對困難，卻較為誠實的路徑，他關注的，不是卓越音樂家如何誕生，而是人如何在不完美中，可以彼此靠近，從中找到共同的節奏。這點，對於身在音樂團隊從事實務工作的我，有著極深的共鳴。

電影主體不是個人

從嗅覺到聽覺，導演延續著過往對感官經驗的興趣，惟這次，他將創作核心，由感知推向「傾聽」，聲音在片裡不單被聽見，還有一層關係建立的方式。在這個人人急於表達的時代，「合奏」是否仍然具有意義？於是乎，這部電影的表象是關於音樂的，實際卻是探討一個更根本的人性問題，人與人之間，究竟該如何共存。

故事情節看似簡單，一名女性為了完成父親遺願，試圖集合四把傳奇的史特拉底瓦里名琴，並召集四位頂尖音樂家，完成一場幾乎不可能的演出。然而，這四個人，各自帶著偏見、敏感與過往的傷痛和裂痕，使排練從一開始便陷入失序，影片把時間壓縮在短短數日，讓觀眾見證一個問題的逐步發展，當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節奏時，一起演奏是否就是一種幻覺？

導演的細膩點，在於取消了「主角」的存在，順著弦樂四重奏本身沒有指揮的特性，完全沒有誰該凌駕在誰之上，角色間更不須圍繞某個核心打轉，轉而在衝突與協調中，慢慢塑造一種流動性的平衡，所以，電影真正的主體，不是個人，重心全在關係的本身。

不靠戲劇衝突來推進故事，電影高深之處，是把完整結構交給了音樂，精確地說，戲裡幾乎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配樂，而是由聲音載體所構成的另類劇作，重心是圍繞著一首單樂章室內樂展開，從四人初始對位的各自發聲，節奏錯位、音準失衡，逐漸進入大提琴引領一條能被所有聲部承接的旋律，才有了共同呼吸。音樂操盤手葛雷戈爾．哈特茲爾（Grégoire Hetzel），憑藉衝突、失序、傾聽、建立、融合，五種音樂層次產出變化，牢牢掌握音樂推進的紐帶，配合情節，完成人物關係的演進軌跡。

合作是否值得追求

運鏡上，攝影機幾乎不追求任何炫技效果，它只是靜靜地貼近演員的手指、弓弦和呼吸，以及停留在臉部那些極其細微卻又關鍵的表情變化，這些近距離拍攝手法，讓觀眾彷彿有種跳脫純粹觀影身分，進而被帶入樂團中，身歷其境地參與了聲音生成。

剪輯則進一步強化這種結構，影片節奏並不依附劇情，反倒依附了樂句。當角色彼此衝突，畫面便顯得破碎且急促，當他們開始傾聽彼此，鏡頭銜接便逐漸拉長，直到最終演出，剪輯幾乎消失，任隨時間貼著音樂流動，這種無為設計的技術安排，讓電影放掉了自身的語法優勢，卻妥妥地沉浸在音樂的懷抱裡。

然而，片中也點出了一些很當代的現實差異，如傳統音樂訓練與新一代創作者間的落差，抑或藝術追求與現實條件之間的矛盾，這些元素讓演出不單在音樂本身，也反映了這個時代創作者所面臨的困境。不過，導演沒把這些衝突作出激烈處理，只用稍微輕鬆，帶點幽默的方式呈現，他讓角色的摩擦自然發生，讓整體氣氛保持在從容的節奏上。

正因如此，導演刻意把一場真實排練與演出背後，赤裸攤開來，放大四個人如何一步步從混亂走向彼此配合，其間高潮，當然不是某個戲劇性事件，而是營造了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瞬間，以此示現，惟有他們不再急於表現自己，開始聽進對方的聲音時，音樂才會真正的成形。

這樣的一部作品，或許是溫和的，人物衝突只停在可預期的範圍內，敘事更避開了尖銳的社會批判，也正是在這種情境下，導演才得以展現近乎反潮流的反思，在高度強調個人表現的時代裡，合作，是否仍具有追求的價值？其實，答案並不宏大，但帶有一絲法國電影特有的輕盈和含蓄，作品給出的和諧，不是差異消失，是差異被保留下來後，要如何保有共同運作的能力。

如果說，當代電影愈來愈傾向放大個體，那麼這部電影所做的恰恰相反，它讓聲音彼此靠近，甚至讓渡空間，就這層意義上，它確實比那些關於音樂天才的電影，更接近音樂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