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春秋雜論】近代中國的反傳統主義

文/尚智 |2020.04.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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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尚智

中國近代史的一大思想脈絡是反傳統主義的激烈化,也就是對傳統思想的突破,這樣的「思想解放」並向後連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。

若從更為寬廣的視角來看,傳統中國的一大特色是,皇權為中國政治與社會全部領域的最高權力核心,主流政治思想(即儒學正統派)因此與皇權緊密結合,但隨著鴉片戰爭之後,西方的挑戰接踵而至,對當時士人而言,若要改變政治現狀以圖強,勢必從改變政治思想著手。由此觀之,清末的康有為、章炳麟二人不只直接「解放」儒學權威,亦間接打擊皇權正當性(儘管也許康的原意並非如此)。辛亥革命以後皇權覆滅,中國政治與社會最高權力核心的重建過程,長達數十年,於是成為反傳統主義的溫床,「革命」的口號震天作響,在舊時代原屬思想前進的康、章,到了新時代,則被視為保守派。

為何如此?汪榮祖的《康章合論》(聯經出版公司,1988年)嘗試解答此問題。作者比較二人:康是單元文化論者,相信文化具普遍性,各種文化終可相通,故強調「公理」,在政治上主張漸進改革,如「三世進化」的觀點;章是多元文化論者,認為文化具特殊性,新文化需以舊文化為基礎,故倡導「國粹」,在政治上則鼓吹共和革命。雖然兩人在文化與政治的目標與手段針鋒相對,但都想要改變現狀以救亡圖存(即「保中國」)。

只是辛亥革命以後,皇權被推翻,政治與社會最高權力核心不再,因為國家不斷出現內部與外部危機,使「革命」本身成為爭奪權力者的正當性,於是內憂外患促成反傳統主義的激烈化。到了五四運動的時代,愈來愈多的新生代知識分子在兩人「思想解放」的基礎上,更進一步走向全盤西化,康、章因而成為新生代知識分子超越與批判的對象。

汪榮祖把康、章二人合論,最後肯定康的「漸進改革」與章的「文化多元論」,想以此作為當代中國發展的借鏡。有意思的是,他認為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,展現出康、章理念與當代中國國情的互通之處。其實,中共在全面鞏固政治權力的前提之下,也就是中國已經重建政治與社會最高權力核心之後,才有可能放棄「革命」的內涵,僅留下招牌,將反傳統主義煞車,重新追尋中國原有的歷史傳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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